编译所 | 革命节日:对空虚的恐惧
《革命节日》
·法国大革命中的节庆设立·
只要摧毁了一种崇拜,哪怕是不合理的崇拜,人们总是需要用另外的崇拜来代替。
——莫娜·奥祖夫
革命节日:对空虚的恐惧
莫娜·奥祖夫
对于共和国节日能够给民众宗教情感提供的可怜营养,革命者们几乎不抱任何幻想。赴阿登省特派员写道: “世间的恶劣状况常常会让这里乡间居民的灵魂转移到其他希望上。”这是因为当局在1789年不愿采取拉博· 圣艾蒂安在尼姆科学院备忘录中建议的温和方法 : “逐渐减少广场和街道上的仪仗游行、 慈善协会和仪式”,也就是说,要维持一个世纪以来的简化趋势。相反,当局决定驱赶、迫害、清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活动。造成这样的空虚后,有两个方面令人恐惧:有人认为,没有了仪式,全部生活就会变得懒散或支离破碎(这是杜邦·德·内穆尔的观点);还有人预见,驱除神迹之后留下的空虚会成为某种更可怕事物的萌发之地。于是,腐败和堕落将会在其中蔓延开来,或者,更糟的是,从天主教的灰烬中产生出一种新形式的天主教。拉雷韦里埃宣称,只要摧毁了一种崇拜,哪怕是不合理的崇拜,人们总是需要用另外的崇拜来代替;否则,可以说,它“会死灰复燃自我补位”。从特拉西'到斯塔尔夫人,督政府时期的整个思想界都认为,迫害天主教留下了可怕的虚空,急需填补。
法国大革命中的“至上崇拜节”
用什么来替代已被推翻的东西,什么能替代天主教?新的宗教如何确立?对于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即历届革命议会的主旋律,乃是受到革命之初兼容并蓄潮流所鼓励的模仿。要取而代之,首先要模仿。心怀叵测者说,去抄袭。与旧宗教一样,新宗教也必须有自己的神圣中心,即祖国祭坛。这个地方既有宗教性,又有公民性。伯努瓦·拉莫特建议,在这上面人们能够展示博爱的圣饼。在这里还应该神圣地展示一本书,全部道德规定的唯一记录:《人权宣言》。它最能替代祭坛上的弥撒书,因为它包含着起源的神圣性,不容置疑的原则的神圣性(拉博·圣艾蒂安所说的“儿童字母表",巴纳夫所说的“国家教义问答")。这本书珍藏在“庄严的神龛"即宪法之柜里。在这里需要祈祷和唱歌,于是就冒出了大量的爱国歌曲和祈祷文、“公民"布道词,“神圣和符合宪法"的祈祷文,后者包括专门的“农村活页",用以取代“旧的、迷信的祈祷文"。
一个礼拜日历以及相应的仪式也是必要的:于是人们设想了一种公民洗礼:一个佩戴着标志的教父,打开一个瓶子的塞子,在新生婴儿的额头洒上几滴,浸湿婴儿的嘴唇,同时背诵着共和国的十诫,或者有人朗读民众俱乐部优秀成员戒律。这里还应有一个公民封斋节;在此期间年轻人应该为自由斋戒。这里也应有教士; 应该不从 “独身者" 中,而是从有家庭的男子中选择教士。除了白发和生活严肃等少数条件外,他们需要履行的职能与天主教神甫一样,即主持婚礼、证明出生,安慰病人。在所有这些建议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与宗教竞争的强烈愿望,甚至包括某些外在特征,如律法的格式和祖国祭坛。这种模仿狂潮特别体现在给词汇增添宗教含义的现象中(如高山是“神圣的",集会是“庙宇",家庭是“教堂",父亲是“主教",母亲是他“亲爱的副本堂神甫",大革命的历史是“当下的福音书",巴黎是“真正的罗马"、“理性的梵蒂冈")一一有关研究近来刚刚起步。
"至上崇拜节"
关于共和国礼拜仪式的方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表明了模仿的热度。例如,有些人建议,每年举行两次复活节圣餐,一次是谷物收获季节领受糕点,一次是在葡萄收获季节从圣体盒中领受葡萄酒;在“领地巡游"的清白名义下保留祈祷节仪仗游行;圣诞节可作为出生节来庆祝(如果当年该家庭中有一位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人们可以在诸圣瞻礼节纪念家庭中去世的重要人物;在耶稣受难日,把共同体的祝愿送给在这一年肉体或精神遭受最大痛苦的人。
我们可能会嘲笑这种贫乏的想象力,说它使人们只会复制已经名声扫地的宗教。这不太公平。因为革命者们相信仪式的必要性,并不满足于借鉴手边的东西。至少古代也给他们提供了许多范例。例如,多贝尔梅尼就从《青年阿那卡西斯》.中借鉴了葬礼仪式,并推荐给共和国仪式的组织者们。政府官员应该在遗体面前发表悼词。把蜂蜜洒在棺材四周,表示对死者优美性格的敬意,然后泼洒牛奶来纪念其纯朴,泼洒红酒来纪念其坚强有力,最后焚香来祝愿“他的优秀品行(像香火一样延展)填充他的生平表”。在抄袭古代习俗时,节日的设想者和施行者也发现了震撼人心的宣誓仪式、让变节者受到报应的诅咒以及对亡灵的追忆呼唤。这种乞灵不仅是修辞手段,也体现了赶超罗马人的努力。他们对罗马人的事迹烂熟于心:罗马人相信,只要对朱庇特发誓,他们就负有严肃的责任。因此可以感觉到,他们在纠缠仪式问题时,不分轩轾地从各个方面寻找范例。
"至上崇拜节"
实际上,这里没有一定之规,或者说,只有一条原则。在四处汲取大量的习俗时,革命的创造活动仅仅遵从一条法则,即删减法则。这条法则既支配了革命思想,也支配了革命行动。废除纹章,焚毁文件,勾销名号,废黜王位,褫夺主教的法冠:整个删减和清洗事业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天主教礼拜仪式,针对它的虚饰奢华、繁文缛节。这些垃圾破烂都应该清扫干净,这样才能使革命时代的礼拜以全新的美丽面貌出现在世界上。1790年,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匿名文章,标题是《国民议会的法令,没有教士的礼拜规则,或省略教士但无损于礼拜的办法》。该文精彩地展示了这一事业的方向,即消灭杜邦·德·内穆尔所说的“冗余",也就是说,告别迷信的深谷,奔向形而上学的高峰。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理想的革命礼拜的描述注定受到“只须"和“无须"的语法禁锢。勒菲弗尔·德·维尔布兰在《旬报》中写道:“无须借助幻术,无须宗教仪式用的净水,无须神秘事物,无须圣像"。最重要的,删减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却丝毫没有提到涤罪。为了让革命礼拜能够存在,似乎只须大量的抛弃就够了。
在付出这些大删减的代价后,人们就可以将剩下的保留了,包括弥撒。索布里为此写了一篇奇特的辩护词。他说,他原来很喜欢弥撒,在旧制度时期从未错过一次弥撒。但是,到了共和2年,他为取缔弥撒欢呼,称之为大革命最勇敢的行动。在这两种态度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可恨的弥撒是指那种承载了过多的巴罗克零碎和可恶教条的弥撒。这种弥撒被一种为暴政、迫害、酷刑和鲜血辩护的教义所曲扭。理想的弥撒将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应该使用法语,神甫只能说预先规定的台词,尤其是,必须闭口不谈“那些虚无的存在,他们顶着圣徒之名,给予我们的只是坏榜样"。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清除的热情不会用来促成那种打倒偶像的狂欢,而是用来保证回归到原始模式。此外,在最初迈开蹒跚的步伐时,这些有神博爱教信徒差点称自己是“原始基督徒"。
大革命中的“联盟节”
实际上,整个简化运动在有神博爱教中达到顶峰。对图像的仇视常常在节日里被守旧情感所抵消,但是在这里则得到充分发挥:没有任何装束(教士是一位穿戴得体简朴的家长;道德宣讲者不穿长袍);没有任何展示(反省是默默的);进行一次大清扫(从庙宇里不仅清扫掉神龛,而且清扫掉自由烈士和造福人类者的胸像)。当有神博爱教信徒与天主教徒共用一个教堂时,就导致了许多冲突。天主教徒不得不周期性地改换地点。按照有神博爱教信徒的描述,他们的庙宇是一个简朴之所,在此“看不到象征物和寓意画,看不到圣徒小雕像和奇迹画面,更少见到还愿物或给民众用的祭品"。这就是阿莫里·迪瓦尔看到的情况。删减的狂热甚至影响到摆放在祭坛上的那本书。它在祭坛上的出现似乎也只能是暂时的措施。一旦主持礼拜的长老确认,基本信条已经深人人心,那么按照西奥夫在《爱国者们的回声》记录的坚定宣言,他们就必须庄重地焚毁这个教义问答的手写样本,因为“道德信念无须书本"。
自革命爆发起,也有许多人反对这项删减和模仿的事业。例如,萨拉维尔就反对留尼汪区鼓吹的公民礼拜,认为这个16岁少年展示仪式“在各个方面都类似于教会的做法"。对此做出呼应的是反革命的批评,后者不是谴责因删减而造成的自愿的贫乏,而是讨伐因模仿而造成的不情愿的贫乏。但是,埃德加·基内对革命想象力的贫乏感到吃惊,在他看来,这是真正的灾难。奥古斯特·孔德持有同样的想法。革命者害怕出现空虚,竭力建立礼拜仪式,但是即便对于怀疑其带有宗教色彩的人来说,这种礼拜仪式也是失败的仪式。很少有人看到有什么神圣性的转移。
本文选自《革命节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她因此先后获得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海尼根奖和法兰西学院的戈贝尔奖。
《革命节日》
作者者:[法]莫娜·奥祖夫
译 者:刘北成
页 数:446
开 本:32
装 帧:精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革命者寄希望于节日发明一些交流手段,传递给所有法国人一些感受和一些统一、共同的情感。《革命节日》一书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奥祖夫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节日,把文化因素纳入了大革命集体行动的分析。该书透视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既剖析了革命节日与传统的联系与不同,又揭示了革命节日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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